随着整个社会步入信息化时代以来，高校德育面临着诸多新的问题与困境，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与困境就是：传统的以成人说教、知识传授为主导的高校德育手段越来越显露出巨大的局限性。因此，与时俱进，革新高校德育方法这对于大学生成长无疑具有现实意义与实践需要。
高校德育情境模拟训练是指按照大学生全面成长的整体要求，通过现代多媒体技术手段将现实生活中的高校德育案例转化为互动可视的情境模拟，并制作成相关软件，以直观观赏的方式运用于高校德育活动中，使大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从而实现大学生对德育内容的“体悟”和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德育在大学生身上的“内化”。当然，对于这种新型的高校德育样式，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追问这样一个问题：高校德育情境模拟训练对于实现大学生健康成长目标，其合理性能否得到保证？为此，本文拟从高校德育的知识性、社会性与实践性三方面对高校德育情境模拟训练的合理性根据进行分析探讨。
一、高校德育情境模拟训练的知识性根据
包括高校德育在内的任何教育活动，都离不开、且需要相关知识的到场。而高校德育情境模拟训练第一个合理性根据就来自于对高校德育的知识本性。总体看，大学生活动的最大特质就是缺乏科学意义上的“齐一性”，由此导致高校德育的知识本性也必然具有非科学意义上的确定性，这必然性地决定大学生获得德育知识的基本路径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教导”，而是生活实践意义上的“训练”。以上论断可以从亚里士多德与伽达默尔等人的思想中得到阐释与证明。
亚里士多德以为：包括高校德育在内的所有德育说到底是对有别于自然世界的人的行为的理解而开展的一种教育类型，而人的行为在本性上属差异性与多样性，由此决定了“对人的行为理解”而产生的德育知识的不确定性，而德育知识的不确定性又进一步决定了德育知识的“训练性”，而非“教学性”。由此亚里士多德公开宣称，德育知识在本性上不同于自然科学知识，正如道德知识不可能具有像1﹢1﹦2以及三角之和等于180°等自然科学知识那样确定。因为科学的品质决定了人们必须在非常准确的意义上、而非粗略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词。换言之，正是科学的确切性品质决定了其知识的“可传授性”。而德育知识的不确定性也决定了其知识的“可训练性”。作为家长，“他应当着眼于他的特殊对象，并且研究到适合他的目的的程度。追求过分的确定性将要求繁冗的工作，这会超出我们的目的。”[1]
可见，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就科学知识的确切性而言，科学是可教的。然而，高校德育则是大学生对自身行为的一种理解与把握，就知识本性而言具有不确切性。毫无疑问，作为一种“成就自我”的高校德育，从确切性的知识传授角度看，显然是不可教的，只能是“理解”与“行动”，属“训练”的范畴与对象。
当代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和德性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完全赞同亚里士多德以上真理性论断。按照伽达默尔的理解路径，就“高校德育”而言，“一般来说，它根本就不是为了构造一种能满足科学方法论理想的确切的知识。”[2]麦金太尔更是强烈主张回到亚里士多德那里，他认为：“自然，在许多不同领域中都有真正的专家，我对这一点毫不怀疑。比如，在研究胰岛素的生物化学中……都有这种专家……我将得出的最终结论是，这种专门知识(如果主张在道德领域也有这种专门知识——括弧内的内容是笔者根据上下文所加的)实际上会变成又一种道德虚幻。因为需要用来维持它的那种知识并不存在。”[3]
因此，结论必然是：基于高校德育指涉的是不确切的大学生行为，因此，从德育知识本性上看，引入情境模拟训练进行高校德育不仅可能、而且必须，这也为高校德育情境模拟训练开出了必要的地盘。换言之，高校德育情境模拟训练正是基于对德育知识本性的深刻领会与把握的基础上，通过大学生生活情境的模拟，以此来完成德育知识在大学生身上的“成长”，从而实现高校德育方式变革。所以，它毫无疑问打破了传统高校德育以知识传授为主导的界限与品格，通过对大学生行为的“模拟”与“训练”，从而使高校德育真正走向、并走入大学生的“生活世界”。
二、高校德育情境模拟训练的社会性根据
既然包括高校德育在内的德育知识的“非确定性、非唯一性”决定了它在知识意义上的“不可传授性”，即我们不可能像通过科学知识教育的方式那样来开展高校德育。那么，出路在哪里呢？
正如唯物史观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存在是一切社会现象得以存在、发展的本体论依据。因此，高校德育的真正出路也必须立基于现实的社会存在，并在此寻求问题的真正解答，而高校德育情境模拟训练正是在此种“解答”中而获得它的第二个合理性根据。也就是说，当前我们现实的社会存在已经是信息社会，社会的信息化存在必然为高校德育情境模拟训练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打开“现实之门”。 所以，新时期高校德育将不可避免、也毋庸置疑地要接受信息社会到来的全面挑战，并在此寻求突破。
高校德育说到底其实就是要完成对大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而大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又必然性地与其社会捆绑在一起。为此，他说：“道德德性则通过习惯养成，因此它的名字‘道德的’也是从‘习惯’这个词演变而来。”[4]“由此可见，我们所有的道德德性都不是由自然在我们身上造成的。因为由自然造就的东西不可能由习惯改变。例如，石头的本性是向下落，它不可能通过训练形成上升的习惯，即使把它向上抛千万次。火也不可能被训练得向下落。出于本性而按一种方式运动的事物都不可能被训练得以另一种方式运动。因此，德性在我们身上的养成既不是出于自然，也不是反乎于自然的。”[5]也就是说，大学生道德品质的获得“既不是出于自然，也不是反乎于自然”，而是一种社会性“习得”，因此现实社会才是高校德育的真实基础。
可见，高校德育情境模拟训练之所以可能，除了本性上德育知识的要靠训练之外，其更深刻的基础却在于现实社会。基于现代社会信息化这一新的特性（与以往社会本性上的差异），我们完全可以就此做出这样的论断：没有社会的信息化，高校德育情境模式训练就缺乏现实的社会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校德育破译当代社会信息化这一独特本性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寻求高校德育情境模拟训练社会基础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95年《数字化生存》一书的出版以及尼葛洛庞帝对未来数字化以及虚拟化世界的描述既强烈地冲击着人们旧有认识，也引发我们思考高校德育的方式方法等问题。
进入21世纪，高校德育面临着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是再也不争的事实。信息网络化、社会虚拟化已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人们开始从“可视的世界”过渡到了“信息的世界”与“虚拟的世界”。我们正在进入信息网络化、社会虚拟化的时代，并已经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中不可逆转的走势。“与历史上其他技术革命相比，这一次的变革范围不仅限于技术层面，更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前景更加难以预测。这场变革有哪些内容，它以怎样的方式和程度影响人类生产和生活，如何迎接它的挑战，如何看待和评价这场变革，……这诸多问题绝不只是专家学者们的研究课题，更是每一个当代人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因为网络的浪潮正在且必将把世界上每一个人（如果他不会拒绝道德文明的话）和每一个角落卷入其中。”[6]美国学者巴伦•李维斯在《媒体等同》一书中也精辟地指出：“从人们的反应中可以看出，媒体不仅仅是工具。媒体受到礼貌地对待，媒体能侵占我们的身体，媒体有着和我们一样的个性，媒体能激发感情，需要我们的注意，使我们害怕，能影响记忆力，还能改变人们固有的观点。” [7]“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规定世界上权力与财富性质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一个比黄金、货币和土地更灵活的无形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正在形成。这个新基础以思想、技术和通讯占优势为标志，一句话，以信息为标志。”[8]
与现实社会相比，大学生通过观赏专门制作的、模拟现实世界的软件，从而使得在现实世界中的沟通障碍可以在软件制造的模拟世界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弱化与克服。因为正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家长可以将大学生与世界打交道的必然性、被动性在一定程度上转换成可能性与选择性。其实“孟母三迁”这个典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只不过孟母是通过现实世界的空间转换来完成这种选择与安排，而在信息社会，家长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高校德育情境模拟训练的方式来实现“孟母三迁”所欲实现的育人目标。甚至可以进一步地讲，大学生的德性养成提供这种情境模拟的世界比现实世界更自由、更开放，因为家长们可以根据大学生发展的需要任意创造模拟游戏软件中的各种“角色”与“情节”。
高校德育情境模拟训练正是以这样一个社会存在变革为前提，并必然性地拓展出属于自己的领地。可以这样说，社会虚拟化、网络化在为高校德育提供了以前无法想象的可能性的同时，也为高校德育情境模拟训练提供了极大的社会基础与便利条件。这可以从如下两方面得到进一步的证明。一方面，高校德育情境模拟训练可以最大限度地拓展高校德育空间。高校德育情境模拟训练借助信息技术这样一个现代交互式多媒体系统，有效地将分散性的社会诸多信息系统融为一体，使之成为大容量、高速度的数据传输系统，从而拓展高校德育的空间，将原先相对狭隘的高校德育空间变成了全社会的、开放性、可选择的高校德育空间；另一方面，高校德育情境模拟训练可以提高高校德育的针对性。高校德育情境模拟训练具有信息资源共享性以及虚拟性等特点，它无疑可以使高校德育工作者通过高校德育情境模拟训练了解大学生的真实思想实际，从而提高高校德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因此，结论是，由于高校德育不是教师们的自我筹划，其中起作用的主要不是大学生的自然禀赋与能力，而是决定于大学生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大学生必须、也只能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才能现实地“成就自我”。由此，高校德育情境模拟训练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成长出来的高校德育新模式，也是信息社会条件下开辟出的一种互动式高校德育新模式。它的优越性在于：充分利用信息社会这一新的社会存在，针对现实中出现的高校德育热点难点等问题，通过游戏软件进行现实模拟训练，从而达到情景交融、寓教于乐的高校德育效果。
三、大学生德性情境模拟训练的实践性根据
高校德育情境模拟训练的合理性根据除了德育知识的不可教性以及德育的社会性基础外，其最深刻、同时也是最大的合理性根据则来自于大学生属活动性存在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高校德育情境模拟训练就是对大学生属活动性存在物的一种对应性、当然也是非完全性的解答。也就是说，大学生属活动性存在是高校德育的本质属性，也是高校德育的最高原则及其生命线，而高校德育情境模拟训练就是对此本质属性的有限回归。
亚里士多德正是通过实践概念才使包括高校德育在内的所有道德教育成为一种与其他教育相区别的独立的教育，从而为德育开出了独立的地盘。对此，亚里士多德论述道：“既然我们现在的研究与其他研究不同，不是思辨的，而有一种实践的目的（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解德性，而是为了使自己有德性，否则这种研究就毫无用处），我们就必须研究实践的性质，研究我们应当怎样实践”[9]因此“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10]也是高校德育中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也曾经说过：“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11]马克思更是从实践哲学的角度而不是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角度，来阐明实践的本源性意义与价值。为此他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2]
可见，作为针对大学生的成长而言的高校德育必须与大学生生命的实践性过程融为一炉。遗憾的是，当前高校德育有时习惯性地遗忘了大学生的实践性本质，以为高校德育只是将现有的储存在“真理箱”中的道德真理拿出来展示给大学生。事实上，高校德育一定要将大学生属实践性或活动性存在物作为其探究的最高问题，并使其成为一条普遍性原则。真正使“实践性”变成高校德育工作的内在品格，让其成为高校德育的“血和灵”。惟其如此，高校德育才可能将“育人”宗旨和主题“换算成”真理性实践课题。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能将高校德育中的理论命题在“人的本质在于实践”这个平台上得以真正开启和展开，并在实践的逻辑中深化、拓展理论命题的边界。所以，高校德育中的问题从来就是在实践活动的基地上真正拓展开来的，也只有在实践的意义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回答。
当今社会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作为人的实践性活动的边界正在扩展，其内在的丰富性正在逐步展开。高校德育必须清醒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大学生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都在不知不觉中与信息时代融为一炉。信息技术在全世界迅猛发展，开始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渗透，成为改变传统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大学生的实践性活动不再局限于与人直接面对面的进行交往和活动，而是越来越多地通过信息化、虚拟化、网络化等方式与世界打交道。因此，随着大学生的实践活动样式或存在方式的变革、特别是虚拟实践活动的产生必然性地导致高校德育方式的创新，高校德育情境模拟训练正顺应了这一变革的需要。因此，高校德育情境模拟训练说到底不是认识活动，而是通过虚拟性软件（虚拟性软件其实就是一种人为创设的“时空压缩体”）的训练，来再现大学生真实的实践活动场景，从而有限[ 我并不认为高校德育情境模拟训练能完全呈现大学生的实践活动场景，因为现实生活中大学生的实践活动具有不可重复性以及不可复制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德育情境模拟训练有自己的局限性，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呈现高校德育的实践本性，最大限度地实现高校德育的目标与宗旨。
参考文献：
[1][4][5][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102a32,1103a15-16,1103a17-25,1103b26-1104a7.
[2][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导言17.
[3]颜一编.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96.
[6]常晋芳.网络哲学论纲[J].现代哲学，2005：(1).
[7][美]巴伦•李维斯.媒体等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213.
[8][美]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7：6.
[10]《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2.
[1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267.
[12]《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