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8日上午，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在粤海校区国学院会议室举办“悬泉简中的诏书佚篇”讲座。
讲座伊始，主持人介绍本次讲座的主讲人刘国忠教授。刘国忠，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及北京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刘国忠教授将在本次讲座中为与会师生介绍《悬泉汉简（贰）》中收录的一枚残简。
刘教授首先展示残简的图片和文字。这枚残简的材质是竹子。众所周知，敦煌地处的悬泉置等西北地区并没有竹林生长，因此目前所发现的悬泉简绝大多数是木简，这一信息意味着这枚简很可能是从其他地区流入悬泉置的。
随后，刘教授为同学们讲解了简的背景。他提到，西汉时期，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五经地位大幅提升，王凤有云：“《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而匡衡则把《论语》《孝经》提高到同等重要的地位：“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人天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在这一背景之下，皇帝的诏书也开始引用儒家经典，如元狩元年四月的诏书引用了《诗》中名句：“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元鼎五年十一月诏书引《诗》“四牡翼翼，以征不服”和《易》“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直到汉武帝的时代，诏书中频繁引用儒家经典已成常态。刘教授提出，悬泉置发现的这枚竹简被认为很可能是汉代一篇已经失传的诏书，因为其中出现了“某经（或传）不云乎”这样的句子，这在汉代常常是诏书中的经典句式。如果仅从现有的传世文献来看，“某经（或传）不云乎”这种格式的诏书最早出现于汉宣帝时期，如元康元年（前65年）三月的诏书曰：“《书》不云乎：凤皇来仪，庶尹允谐。”
从这些记载来看，悬泉简I90DXT0111③:4与《汉书》等典籍所载诸篇诏书的句法格式完全一样，显然也是一篇诏书的残篇，但现存的汉代诏书中并未见到相关的内容，因此，这枚竹简的简文应该是出自一篇已经失传的汉代诏书。另外，鉴于这枚简为竹材，并非本地所产，它很可能就是由朝廷下发而传递到悬泉置的一件诏书残简，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
可惜的是，由于该篇诏书的全文已不可见，研究者无法根据上下文的内容来加以探讨，因此刘教授指出，在分析汉人对这两句话的认识时，最好能结合汉代的相关材料。值得注意的是，《白虎通》也引用了这句话，而且是放在“谏诤”篇中，原“臣所以有谏君之义何？尽忠纳诚也文云；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论语》曰：‘诲乎?’” 由此不难看出，汉代人认为这两句话表达的是臣下“尽忠纳诚”的含义，因此，“爱力”与“忠焉”都是表现下对上的一种感情的流露，而“劳”和“诲”则是下对上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如果翻译成现代文，似乎可以理解为：“爱他，能够不为他辛劳吗？忠于他，能够不给他教导吗？ ”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这篇诏书的内容也应该是鼓励臣下要积极给君主劝谏和教导，因为试想一下，如果这篇诏书是表达国君对臣下的慰劳和教导的话，似乎也并不需要以诏书的形式来下发全国。
刘教授还解释了《论语》为什么能在汉代政治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是因为《论语》的思想与汉代治国政策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其语言简单内容丰富，方便上传下达。
在讲座最后，刘教授做出了总结，这枚竹简的发现使当下学界对于《论语》在汉代政治中的作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刘教授的讲解由浅入深，以小见大，由一枚竹简展开，穿过千古，向我们展现了汉代的政治生活。讲座在同学们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