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最紧要事是读书
张元济晚年曾写下一副对联，道是“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翁同龢也题写过类似的对联，是“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据说翁同龢对联是根据姚文田对联而来的，为“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在张元济们看来，读书是人生第一要务。张元济等的看法不错，因为一般人都只有在读书后才最大限度地汲取前人积累的知识、经验，站在他人肩膀上继续前行。历史上许多名人都曾发奋读书，宋苏轼发过“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宏愿；近现代中外革命家也都将读书视为人生要务，无论是孙中山“愿乘风破万里浪，甘面壁读十年书”，毛泽东“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还是高尔基“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都分明指示出读书对一个人成长和进步的作用和意义。人一生总会有顺有逆。处顺境时，读书可使人充实，进一步提升品位；处逆境时，读书可浇块垒，排遣胸中郁结。读书应成为人一生坚持的好习惯。常听人抱怨工作忙，没有时间读书云云，但常见一些人举着手机玩，而不是举着书本读。改革开放风起云涌之时，全中国人民似乎都在忘我地读书，大学同学聚会时常忆起在校四年难忘的几个镜头：一是在图书馆和教室用坐垫占座位；二是一听说书店将有老书新版销售，就连夜去排队购买；三是一到熄灯睡觉时总有人拉上布帘偷偷读书，引起“公愤”。现如今，我们的经济条件远胜当初了，学习劲头是否也大胜从前了？ 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我每到日本，总喜去逛东京那个麇集了130多家书店的神保町书店街。那里有出版《大辞林》和《国语辞典》的三省堂，有出版《広辞苑》的岩波书店，有专门出版中文书籍的东方书店和内山书店。纵使没淘到书，信手翻阅一下，也似有宝山未空回的满足感。内山书店门楣上高悬郭沫若亲题的匾额，店内的三层楼宇，各类中文书籍，甚至线装古籍充塞其间。每到这里总有一种时光穿越感，好像历史瞬回到八九十年前上海施高塔路11号（现四川北路2048号），又仿佛听到鲁迅铿锵有力的话语声。
日本人读书风气本来很盛，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京都、大阪时每日都要乘电车，车内的日本人无论坐立，也不管长途短途，都会从衣袋里掏出一种宽仅数寸、高不盈尺的“口袋书”阅读。他们读时全神贯注，但车一到站，都会迅速将书放回袋中，下车奔向开往下一目的地的地铁，再把书掏出来读。最近几年我再到日本，发现如今已很少人读纸质书，也多是掏出手机等现代电子通讯工具，或浏览新闻或与亲友通信息。这一点倒是跟如今的我国及其他国家的情况相似。读书风气大不如前这一点或许是当今世界的通病。
知和行的辩证关系
有人强调读书重要，引老杜“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有人强调实践重要，说“实践出真知”。教育家陶行知曾名陶知行，据说他原认为人应先读书后实践，后明了了实践优于读书。先读书后实践，其实并不错，“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古训，先读书后实践，将实践放在读书之后，这样的顺序一般来说也是合理的。人每个年龄段有各自要做的事，一些事情要以某个年龄段为主，某个年龄段为辅。黄口垂髫小儿，当然要上学读书；毕业后，可增加实践内容，但仍不可忘却读书。读书愈早，知识才愈记得牢。该读书的年龄如都用来实践，上了年纪再来读书，恐怕就错失了最佳时光。所谓苏老泉年长而发奋读书，那是励志故事，要正确理解。第一，他所谓年长，也不过27虚岁；第二，老泉27岁开始拼命读书不假，但那之前他应该也读了不少书的，只是此刻才那般全身心投入罢了。颜真卿有《劝学》诗：“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也说明了读书宜早不宜迟的道理。人类的知识，自打文字被创造出来之后，很大程度上存储在书本里。不读书，他人实践过的事情又都重新来过，自然事倍功半。读书和实践应相辅相成，彼此互动。读书可指导实践，绝大多数人都经过学校正规教育而在实践中大显身手；实践可检验所读书，补所读书之不足。也不否认，少数人尽管没有正规的教育背景，没在学校读过几年书，但在实践中却成长为了不起的实干家。
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当下，建设现代化国家，非有超一流的科学文化水平不可。个人终身学习，是提高修为，增光门楣的路径；一个民族终身学习，可提高全民族质素，是使本民族永立不败之地的不二法门。中外著名人物多饱学之士，从中国的孔子、朱熹、孙中山、毛泽东，到外国的马克思、列宁、牛顿、爱因斯坦，莫不如此。
“开卷有益”，也须择善而从
中国有“开卷有益”古训。读书不能瑕瑜不分，优劣不辨，必须有所甄辨，善加选择。一位美籍华人语言学家曾介绍过他的读书经验：美国每年冒出的语言学理论不知凡几，他都是等一些书出版五年后，如仍在印刷，才会买来读，因为它已被实践证明是有价值的。读书也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不能一上来就奔高深的下手，要由易而难，占领一个点之后，再以此为基点向下一步深入；要由点及面，逐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读书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没有一定的阅读面，不可能就某一点深入进去，在进行专的研究时触类旁通。从年龄段来看，一个人年轻刚刚打基础的时候，重在博而不在专。
读书贵在博与专
只有具备了一定基础，才可使人具有一定的分辨力，博而后专。读书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有拣选能力，阅读经典。我国是图书出版大国，每年出版的图书中一大批是优质图书甚至经典，但是作为读者，披沙拣金是从海量的图书中筛选出经典的重要一步。淘汰滥竽充数的东西，专注于经典阅读，十分必要，经典往往是经历史淘汰后的精品，经千万人阅读后被首肯的杰作。读这样的著作，很大程度上可使人避免被误导。实际上，阅读经典，已是在前人阅读、实践的基础上的精读了。
读书是有境界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以宋代三位词人的诗句总结出读书的三种境界。尤其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第三境界，博而后专，一通百通，豁然开朗，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在博的基础上的专，才能真正收获读书的喜悦。
读经典，创经典
能让人品读出美的味道的书，多是经典之作。凡经典，必须有对问题深邃的洞察力和深刻的解释力，有第一手的材料，有理论深度、高度和厚重的历史感。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乔姆斯基《句法结构》，费孝通《江村经济》，吕思勉《先秦史》，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就都是这样的经典之作。经典是体系性强、生命力旺盛之作。百多年前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手边并没有德文本原著，只有日文、英文译本，1920年中文首版《共产党宣言》并非根据德文原著译出，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其火种凭藉中文首译本迅速播撒遍中华大地。
常见的经典都篇幅较大，如钱锺书《管锥编》130万字。但经典未必就卷帙浩繁，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都是数千字的小文章，虽然简短，却言简意赅，通俗易懂，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国人。政治著作是如此，学术著作亦然。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只两万余字，不是将语法问题面面俱到地谈一遍，也不是每个谈到的问题都给出答案，但它影响了汉语研究数十年，许多语言学者都从这部书受到启迪。
阅读经典，不能蜻蜓点水，不能浮光掠影，而应学习人家的方法——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现问题的方法、搜集材料的途径、筛选材料的方式、逻辑绵密的论证，最终如何得出扎实而可靠的结论，等等。只有这样，自己日后才有可能创造出为后人诵读的经典。
（本文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