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每到整数年份，都会掀起一波追忆高考的热潮。今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门还开辟了“那年我高考”的栏目，请了一批名人回忆当年参加高考的情形。我想，高考对普通人而言，也同样意义深远！我常对学生说，如果不是高考，我现在可能就是一个老工人。甚至没有高考，就没有我现在的家，没有我的宝贝女儿，没有今天的一切。
我第一次听说高考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77年。那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们那个小镇考上了7名大学生，一时传为佳话。小学时，我的成绩不错。记得三年级上语文课，当我分清“已”和“己”后，老师当场表扬：你就是大学生的料！上了初中后，我的成绩每况愈下，最后勉强考上市一中的慢班。所谓“慢班”就是慢慢学但别指望考大学的班。我们那个地区，地处鄂西北，教育比较落后，高考升学率之低，让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特别是县级中学，每年能上省线（相当于现在的二本线）的人屈指可数。别说慢班，就是快班的优秀学生，很多也只能考上师专一类的学校。
刚进入一中的第一天上课，数学老师就明确告诉我们：当年（1983年）全市高考差点剃光头，就只有一个人上省线。他老人家这么说，无疑对我们的自信心是沉重打击。下课后，我们几个同学忍不住就聊起这个考大学的事。物理老师听到后嘲笑道：“你们这些慢班的人还谈这个？我看你们高中毕业证能不能拿到，都是个问题！”既然考大学没希望，我们把身体锻炼好总可以吧？但我们下课去借篮球时又被耻笑，体育老师语重心长地劝道：你们慢班的同学，还是多花点时间在学习上好！
虽然自信全无，但年少的我，仍然没有完全放弃上大学的梦想。我捉摸着：第一次肯定考不上，但复读一年，没准可以冲击一下武医分院（武汉医学院郧阳分院，属于第四批录取的地方本科院校，分数远低于第三批的省专科线）。可是，我的成绩的确很不给力。高一的第一次期中考试，我在我们那个慢班也只排到27名，数学、物理都不及格，语文勉强及格。这样的成绩要上武医分院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但命运就是有点戏剧性。一到高二分文理科，我的成绩突然就窜上去了。第一次期中考试就考了个文科班第4名，第一次期末考试名列第一。这首先归功于班主任张远康老师，也是数学科任，对我的帮助很大，经常鼓励我，使我的信心得到恢复。张老师是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毕业的老大学生，对教文科数学特别有经验，甚至会预测高考的数学题。他经常说，你们就把这些题目做好，高考就考这些题。实在理解不了，就把解题的步骤背下来。在他的帮助下，我的数学成绩稳步提高。另外，我的历史地理也特别好，兴趣特别大，翻翻书都记住了。总分上去了，信心也都有了，薄弱学科也跟着上来了。从高二到高三，我经常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考大学的信心日益增长。奋斗目标也从四批的武医分院上升到著名重点大学---武汉大学，而且我要上武大新闻系，将来做体育记者，采访马拉多纳！
现在就回到正题，说说1986年的高考。印象中，我的备考过程非常轻松，成绩也很稳定。高考前有两次重要的考试：第一次全地区摸底考试，我考了文科班第一名；第二次是预考，是要淘汰一部分差生的考试，我考了第二名。高考前，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赛激战正酣。我们班上的几个球迷经常半夜偷偷跑到初中部去看电视直播，就是在白天也不停地操心：巴西队怎么样，阿根廷队怎么样？有点无心备考了。巴西队和法国队是夺标呼声最高的两队，我支持巴西队。但可惜，四分之一决赛，巴西队在点球大战输给了普拉蒂尼率领的法国队。不过，法国在半决赛中又输给了表现稳定的西德队。决赛是在阿根廷队和西德队之间展开。我那时崇拜马拉多纳，肯定坚定不移地支持阿根廷队。决赛在高考前夕的一个后半夜举行。我们班去了好几个人看直播，是在初中部的楼上，很热闹。当阿根廷队以3比2获胜夺冠的时候，天都亮了。
我带着“胜利”的喜悦踏入高考的考场，没有太多的紧张感。写作文时，我一看题目：《树木·森林·气候》，灵感就来了。我想起阿根廷夺冠的情形，大概写下这样的话：马拉多纳无疑是棵大树，但没有布鲁查加、巴尔达诺这样的队友支持和配合，阿根廷都成不了森林，也就拿不到世界冠军。可能这篇作文还可以，我的高考语文拿到各单科唯一的第一。由于复习不扎实，平时很有优势的地理和历史，都考得很一般，政治考得更差，幸好数学和英语发挥比较正常。
记得高考结束后，紧接着就是估分和填志愿。我对照答案估了490多分，这个分数按照上年的录取线高于省线，可以上华中师范大学或者中南财经大学，但可能上不了武汉大学这样的重点大学。填志愿时，就有点纠结。我的理想是上武汉大学的新闻系，对华中师范大学兴趣不大。而那一年，师范院校第一次放在提前批录取，填不填华师就成了一个问题。如果填了，万一上了武大的线，华师先录，武大就去不了。如果不填，万一没上武大的线，华师也去不了。那时没电话，没办法和家人商量。我自己反复考虑，最后还是决定把华师报上，稳妥为上。至于专业，班主任张老师建议报一个谁都没听说的专业：教育管理专业。他说这是“培养教育局长”的专业。
填好志愿后，我乘车回到70公里之外的家。父母都觉得我能考上华中师范大学就是非常值得祝贺的事情，毕竟是本科大学嘛！过了几天，分数下来了，是518分，比预估的分数高了20多分，超过了重点线3分。以2分之差，排名全市文科第二。这个分数在今天不足挂齿，但当年在我们地区完全可以上武汉大学这样的重点大学。1984年，我们一中文科班，考上北大国际政治系的周某只比重点线高2分，考上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的方某好像也只比重点线多了3分，这是落后地区受到的特殊优待吧！记得1986年，我们整个地区，上文科重点线的只有10人，我们一中文理科加起来上省线的也只有10人。
所以，一家人知道这个分数后，又有点后悔，觉得如果不报华师，说不定能上武大呢！我收到华师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也没有喜悦。录取的还不是“教育管理专业”，而是一个什么“学校教育专业”。这是啥专业呢？无人知道。我自己分析，教育管理专业是培养教育局长的，学校教育专业那就是培养校长的！想到这里，内心就释然了！可是，过了几天。那个只比我多2分的同学果然被武汉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录取了，我的心情又沮丧起来。
1986年9月上旬的某一天，父亲亲自送我到了华中师范大学。华师坐落在武昌桂子山，学校面积比较大，绿化也不错，教学楼和宿舍楼都是50年代的老建筑，灰灰的，基本上都是三层，谈不上多气派、多好看。我们到了宿舍，一问同学的分数，个个都很高，有的同学比理科重点线高十几分，有的比文科重点线高十几分。那一年，华师录取的文理科最高分都在教育系。我的那点分数在班上就难以启齿了。我想，这真是培养局长和校长的专业，分数都这么高！为了核实教育系未来的分配方向，我特地请教了辅导员肖志朴老师。肖是刚刚留校的湖南美女，对教育系毕业分配情况很熟悉。她的回答让我的心拔凉拔凉的。她说：我们专业是培养中等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师！肖老师还补充：现在中师教育学也不需要很多老师，你们将来教什么还难说呢！美女教师的一席话，让我对这个什么“教育系”无比失望。
大学四年，我的专业意识一直比较模糊，对教育学还是用心地学了，但似乎对心理学的兴趣更大，也有考社会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的打算。虽然做了一些准备，但最终还是未能如愿。我们毕业那一年，应届生是不允许考研究生的，我只好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师专公共教育学教师。我认为，恢复高考以来，1986级也算是比较特殊的一届。师范院校提前录取，让我们赶上了，有些同学可能因此错过了自己喜欢的大学和专业。大学毕业时，不准应届生考研的政策又让我们赶上了。因为1989年的那场风波，我们这一届就业也很差，教育学毕业生更是乏人问津。我们宿舍除我外，2个到中师教教育学，4个改行教中学政治。当然，1986年能考上华中师范大学的人，素质总还是比较高的。30多年过去，我们宿舍就已经产生了3位教育学博士，1位教育学硕士，还有一位当了地方教育局长、一位当了镇长。如今已经步入中年的我们，日子过得都不错。无论怎么说，我们都要感谢高考。如果不是高考，谁知道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呢？能做什么呢？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高考研究专家杨学为说:如果把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比作地球的话，1977年恢复高考就是撬动它的支点。我认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高考就是撬动我们人生旅程的那个支点。一个有感恩之心的人，就应该永远感谢高考！感谢小平！感谢当年帮助我们考上大学的每个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