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初，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们上课也是织毛衣、聊天、看小说。尽管还没有四、六级考试，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大学时代一样头疼自己的英语。在北师大读书的日子里，哲学家张岱年大部分精力都用来自学。梁漱溟大学太过刻苦，被人讥笑为“梁贤人”。教会大学里，迟到要罚款，考试试卷还要自己花钱买。大师亦有年轻时，求学时一样会遭遇生活的困顿、内心的孤独以及对未来的彷徨。他们的经历，对于今年的青年，一定有所启示。
我个人认为，居今之世而言治学问，决不能坐井观天。今天已经不是乾嘉时代了。许多学术发达的外国，科学、技术灿然烂然。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也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我们中国学者，包括专治中国国学的在内，对外国的研究动向和研究成果，决不能视若无睹。那样不利于我们自己学问的进步，也不利于国与国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可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国内学术界确有昧于国外学术界情况的现象。年老的不必说，甚至连一些中年或青年学者，也有这种现象。我觉得，这种情况必须尽快改变。否则，有人慨叹中国一些学科在国际上没有声音，这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说汉语的人虽然数目极大，可惜外国人不懂。我们的汉语还没有达到今天英语的水平。你无论怎样“振大汉之天声”，人家只是瞠目摇头。在许多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出席的一些中国学者，往往由于不通外语，首先在大会上不能自己用外语宣读论文，其次在会议间歇时或联欢会上，孑然孤立，窘态可掬。因此，我希望我们年轻的学者，不管你是哪一门、哪一科，尽快掌握外语。只有这样，中国的声音才能传向全球。
——季羡林《我的学术总结》
在金大(金陵大学)外语系，读书并不比中大(中央大学)少。每门课，除了课上讲的以外，教授指定的课后自读、定期交读书报告的很多。例如小说课，教授上一课，讲点概论性的内容，一下子就指定五六本小说，要求在两个星期内读完，写出读书报告。读书报告很重要，要算成绩的。像这种课有时同时开的有两门甚《骄傲与偏见》好拼命赶着看。过去，否则根本书馆里只有一本借出来，由一位以谁也不能把书业课的学生不多过来。
更重要的一点是，进了金大跟到了外国差不多，一切布告、通知、说明等等，统统是英文的。外籍教授很多，在校园里，耳朵里经常听到的是英语，自己也得经常说，比如见了外国教授总得打个招呼，有时候碰上爱聊天的教授，还得站住聊几句。学校里有教堂，有唱诗班，经常有活动，无论是不是教徒，都可以参加。外语系更不必说了，教授上课完全说英语，讨论、问答、谈话也全是英语，连两位任教的中国教授亦然。最初，我很不适应。说，常常是“肚里有，嘴上说不出”。听，一是他们说得快，跟不上，再则，外国人也往往各有各的口音，多数是美国人，说美国英语，另有一位加拿大人，一位英国人，他们说的英语跟美国人说的就不大一样。有一位教诗的年长的女教授，她讲话听起来很吃力。还有一位女教授，美籍，有博士学位，教戏剧和作文，课讲得很好，人很活跃，精干而热情，比很多年轻人还要快捷，走路，写字、说话，什么都快。她说话很好听，也好懂，就是太快，让你的耳朵忙不过来。有一位中国男教授看我口语不行，挖苦过我，弄得心里挺别扭。但入学一两个月之后就慢慢适应。一个学期过了一半的光景就完全适应了。回顾我自己学英语的历程，觉得得益于三方面。第一，起步早，从小学就开始学。第二，初中、高中、中大，所遇教师都好。虽然对口语训练有所忽视，但诱导读书多。看来多读些书，头脑里装的语言材料多些，到了英语环境中，口语是不难跟上去的。在这中间，初中老师教得好，要求严格，从而学得扎实，起的作用最大。小学开个头，做点准备，打基础主要是在初中，基础打好了，跑上去就容易了。第三，最后进了金大，听、说、读、写一起来，猛攻了一下，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惜中大那一小段，我自己懈怠了一些。
——张志公《我的求学之路》
1915年9月初，我到北京大学参加开学典礼。胡仁源主持会场，他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以后，英文门教授辜鸿铭(汤生)从主席台上站起来发言。我不知道这是预先安排好的，还是出于辜本人的临时冲动。他的发言很长，感情也很激动，主要的是骂当时的政府和一些社会上的新事物，大意是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他们的饭碗跟咱们的饭碗不同，他们的饭碗大得很，里边可以装汽车、姨太太。又说，现在人作文章都不通，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的，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他大概讲了一个钟头，都是这一类的漫骂之辞。他讲了以后，也没有别人发言，就散会了。当时民国已经成立四年了，辜鸿铭还拖着辫子来讲课。我没有去旁听过他的课，只听到英文门的同学说，他在讲堂上有时候也乱发议沦，拥护君主制度，有一次竟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君主。又曾说，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说王法”(大声，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总之，凡是封建的东西他认为都是好的。
——冯友兰《我的学生生活》
辜鸿铭早年留学英国，在那有名的苏格兰大学毕业，归国后有一时也是断发西装革履，出入于湖广总督衙门(依据传说如此，真伪待考)，可是后来却不晓得什么缘故变成那一副怪相，满口“春秋大义”，成了十足的保皇派了。但是他似乎只是广泛的主张要皇帝，与实际运动无关，所以洪宪帝制与宣统复辟两回事件里都没有他的关系。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我只在会议席上遇到他两次，每次总是如此。有一次是北大开文科教授会讨论功课，各人纷纷发言，蔡校长也站起来预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这是他原来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就充分的表现在里边了。又有一次是“五四”运动时，“六三事件”以后，大概是1919年的6月5日左右吧，北大教授在红楼第二层临街的一间教室里开临时会议，除应付事件外，有一件是挽留蔡校长。各人照例说了好些话，反正对于挽留是没有什么异议的。问题只是怎么办，打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却有他自己的特别理由，他说道：“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新青年》的反帝反封建的朋友们有好些都在座，但是因为他是赞成挽留蔡校长的，所以也没有人再来和他抬杠。
——周作人《北京大学感旧录》
钱先生(钱玄同)是晚清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太炎先生在学术上，是继承并发展了皖派戴(震)、段(玉裁)、二王(念孙、引之父子)治学的精神与方法，特别值得令人尊敬的是他力排满清，成为企图恢复汉民族河山的革命志士，鲁迅先生称他为“有学问的革命家”。
当我听了钱先生一段课后，真是“茅塞顿开”，眼界为之一扩。他往往用简明的语言，对清代一些著名学者的学术成就与独特的造诣给以概括与阐述;用对比的方法，对同一时代的学者在治学的专长上进行比较，还从纵的方面，也就是从时代的发展上进行比较，如将清儒与汉儒以及宋明儒者对问题的看法进行比较。在讲经学史时，他的阐发极其宏博而又精辟。他谈到清代朴学大师的“实事求是”与无征不信，以及独立思考的精神，弟子在学术问题上倘有新的发现，证明老师说法的错误时，可以直言不讳地对老师的说法进行纠正。钱先生打破了古人固守“家法”、“师说”的门户之见，而能够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给占代学者以公允的评价。
钱先生曾受业于太炎，故熟闻古文经学家之说;后来钱先生又问学于今文经学家崔适，并从崔处借阅了与崔氏同调的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还读了崔氏的《史记探原》，遂不笃信古文经学。五四以后，由于西方科学方法的影响，钱先生彻底打破了经学家们的门户之见，而把经学看作历史资料，从历史角度考证其真伪，借以说明古史的真相。我在30年代听了钱先生的课后，对他这种科学态度深为佩服。
——任访秋《治学五十年回顾》
《殷虚文字类编》问世后，马衡(字叔平，浙江鄞县人，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介绍我人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未毕业就出来工作，因此，我是既非科班出身，又无任何学衔的“白丁”。
于是我是“学书不成去学剑”，学剑亦不成的一个人，到底学什么?需及早取决。我对古文物及古文字学的印象深，念兹在兹，乃决心朝这方面走下去，禀告父亲。我父听后，微微地叹口气说：“你学这行是找不到饭吃的，只能做个名士，名士也要生活啊!你既决心走此路，是你的志愿，我有什么话好说?由你去罢。”为求深造，1921年去天津，住伯父家，拜罗振玉(字叔蕴，一宇叔言，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为师，学古文字学，目的终于实现，其喜可知。及见“殷礼在期堂”(晚又名“鲁诗堂”)所藏之甲骨文和累累的青铜器，如饥儿得饼，穷人暴富，使手足无所措。
罗师容颜清癯，言语温和，平易近人，即使盛怒，从未见其呼喝。其生活习惯与常人殊，一生每夜最多睡四个小时，两个小时也就够了。睡两小时必醒，再闭目，如能睡，继睡两小时，睡不着，就起来工作，多数睡两小时。由此可见，罗师的工作时间要比常人多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八十，我目前日眠多数十小时，把大好时光都浪费掉，以视罗师，能不愧怍!
——商承祚《我的大半生》
我在初中读书时，学校(师大附中)曾请梁任公先生到校讲演，我听不懂梁先生的话，只听懂“要培养健全的人格”一句。总算见过梁任公先生。
30年代，在北师大读书时，有一天学校请章太炎先生讲演，题目是“清代学术”。太炎先生步行到室内操场，钱玄同、吴承仕、马裕藻、朱希祖等四大弟子陪侍左右，由钱玄同先生代写粉笔。太炎先生的话我也听不懂，只听懂“顾炎武”三个字，总算见过章太炎先生。
1931年，鲁迅先生到北平，同学谷万川邀请鲁迅先生到师大讲演，讲演的内容是批判第三种人。讲演之后，同学们向鲁迅先生请教一些问题。有人问：先生为何在北方教书?鲁迅先生答：他们排挤我，我不能不来。有的同学提问时称鲁迅先生为鲁先生，鲁迅先生不答;改称为周先生，鲁迅先生才答话。
——张岱年《往事杂忆》
当时北京师范大学采用学分制，不计年龄，学分够了可以毕业。许多学生由于生计困难往往中途到一些中小学任教代课，然后再回到师大受学，学分够了才毕业。我在师大读书时，深喜自学，读西方哲学名著，不爱听课，因而过了四年而学分不足，又补了一年学分，于1933年毕业。我写的毕业论文是《怀悌黑的教育哲学》，导师是邱椿先生。由傅继良协助，此文在《师大学报》上发表了。
1931年至1933年，我虽在师大听课，而大部分时间用于自学，一方面研读中国古典哲学著作，一方面研究西方哲学。也阅读了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书，如梁任公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很感兴趣，但不满足。1931年春，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上卷出版，考辨之精，论证之细，使我深深敬佩!我本来对于老子年代问题有兴趣，在冯著上卷的影响之下，写了一篇《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投寄《大公报，文学副刊》，承编者嘉许，发表出来。此文认为《老子》书当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颇得罗根泽先生同意，后被编人《古史辨》第四册中。
——张岱年《耄年回忆》
学问必须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有受用。反之，未曾自求者就不切实，就不会有受用。俗语有“学来的曲儿唱不得”一句话，便是说：随着师傅一板一眼地模仿着唱，是不中听的。必须将所唱曲调吸收融汇在自己生命中，而后自由自在地唱出来，才中听。学问和艺术是一理，知识技能未到融于自己生命而打成一片的地步，知非真知，能非真能。真不真，全看是不是自己求得的。一分自求，一分真得;十分自求，十分真得。“自学”这话并非为少数未得师承的人而说;一切有师傅教导的人，亦都非自学不可，不过比较地说，没有师承者好像“自学”意味更多就是了。
我愿指出：我虽自幼不断地学习以至于今，然却不着重在书册上，而宁在我所处时代环境一切见闻。我又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者，而大抵为了解决生活中亲切实际的问题而求知。因此在我的自学小史上，正映出了80多年来的社会变动、时代问题。
——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
我刚进北大时，学校还没有图书馆，只有一个藏书楼，设在马神庙校舍后院的所谓四公主梳妆楼里。藏书楼的书可以外借，但没有阅览室。过了一年，藏书楼腾出一些地方，辟出阅览室，阅览桌放在中间，四周摆上书柜，柜里都是西文书。平时总是上着锁，线装书则放在楼上，借阅的人也并不多。我上预科的时候，常常从北河沿到藏书楼来借书，犹记得那时我借的书有德文与法文的《数理科学百科全书》等。一个大学预科一年级的学生，借读这样高深的德法文书，当时并不很多。这得到了冯祖苟先生的青睐，藏书楼的管理人员由此也给了我许多方便。上本科后，我更是经常呆在阅览室里。那时书本来无多，我可以就架恣意快读，除了工程书以外，柜里的书几乎没有我不看的。
——张申府《回想当年》
当时一般学生的消费水平也似乎说明了这一点。少数奢华浪费的学生有，例如一个江西学生一年消费了几十双各色各样的鞋子，大都没有穿坏就扔了，由别的同学拣去穿着。但一般是比较俭朴的，以我个人为例：记得1913到1916年入学的中等科学生是学、膳、宿费全免的，直到毕业;我每学年的用费，包括书籍费与京沪来回旅费在内，一般在100元左右;初入校的两三年我还穿布袜子，最后两三年才穿上皮鞋，出洋前夕才改穿西装。我想我在这方面是有几分代表性的。还有比我用得省俭的，全年只用上70余元，连理发都自己动手，那也是个别的了。因此，当时的社会评论是：清华学生一般是比较朴素的，至少比若干教会学校学生更为朴素。这反映着他们的家庭经济不是中产，就是小资产的。这种家庭的所以把子弟送进清华，除了出洋留学的一大吸引力外，学、膳、宿费全免的一层，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再以我个人而论，如果没有免费的待遇，我是无法读中学、大学的。父亲去世以后，全家靠政府恤金的利息过活，我的哥哥本来在商船学校读书，已不得不中途放弃，改当小学教员，来减轻家庭负担。
——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念金大可不容易。教会学校处处都讲钱。学杂费收得高。每学期开学报到，迟到一天罚款若干;在图书馆借书，晚还一天罚款若干;就连考试的卷子也得付钱买。总之，无一不是钱。像我这样漂泊无依的穷学生，实在是念不起这种学校的，我是硬着头皮强撑。入学不久，我即囊中羞涩，闹起金钱“饥荒”。那时我与同学、教师都还不熟，没法求他们帮忙，于是只好走了一条路：进当铺。我离开家进中大的时候，父母看到当时的中国大地动荡不安，做了失去联系的准备，为我准备的衣服很齐全。在中大时，战区的学生(叫做“流亡学生”)都发“贷金”(这是我们的学生自治会闹出来的，实际上就是补助费，虽叫作“贷”，却是有借无还的)，勉强可维持起码的生活，那时家里也还能接济，所以生活问题还不大。中大的后期，特别是进了金大之后，果然断了联系，父母他们自己也是颠沛流离。金大那时还没有“贷金”。生活过不下去了，我就当衣服。冬天，当夏天的衣服;夏天，当冬天的衣服，用当来的钱再把夏天的衣服赎出来。这样“周而复始”一阵，钱当然越来越少，很快就出现当进去，到时候赎不起的情况，结果过期不赎，当铺扣了衣服，这叫作“死当”。靠当衣服过日子、上大学，那是什么滋味就可想而知了!
——张志公《我的求学之路》
北伐成功以后，女子大学划归北京大学，改为文学理学分院，随后又成为女子文理学院。我在那里一时给刘半农代理国文系主任的时候，为一二年级学生开过一班散文习作。有一回作文叫写教室里印象，其中一篇写得颇妙，即是讲许守白的，虽然不曾说出姓名来。她说有一位教授进来，身穿西服，光头，前面留着一个桃子，走上讲台，深深的一鞠躬，随后翻开书来讲。学生们有编织东西的，有写信、看小说的，有三三两两低声说话的。起初说话的声音很低，可是逐渐响起来，教师的话有点不大听得出了，于是教师用力提高声音，于嗡嗡声的上面又零零落落地听到讲书的词句，但这也只是暂时的，因为学生的说话相应的也加响，又将教师的声音沉没到里边去了。这样一直到了下课的钟声响了，教师乃又深深的—躬，踱下了讲台，这事才告一段落。
——周作人《北京大学感旧录》
在清末民初时代，人们还是把学校教育当成为变相的科举。哪一级的学校毕业，等于哪一级的科举功名，人们都有一个算盘。学术成了一种做官向上爬的梯子。蔡元培的“三不主义”中，首先提出“不做官”，就是针对着这种思想而发的。他当了北大校长以后，虽然没有开会宣传“不做官”的原则，但从他的用人开课这些措施中间，学生们逐渐懂得了，原来北京大学毕业并不等于科举时代的进士;学术并不是做官向上爬的梯子，学术就是学术。为什么研究学术呢?一不是为做官，二不是为发财，为的是求真理，这就叫“为学术而学术”。学生们逐渐知道，古今中外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人，都是这样的一些人。就中国的历史说，那些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人，都是在做官的余暇做学问的。他们都可以说是业余的学问家，学问的爱好者，虽然是业余做学问，可是成功以后，他们的成绩对于国家、人民和人类都大有好处。学问这种东西也很奇怪，你若是有所为而求它，大概是不能得到它。你若是无所为而求它，它倒是自己来了。作为业余的学术爱好者，为学术而学术，尚且可以得到成绩，有所贡献。如果有人能够把为学术而学术作为本业，那他的成绩必定更好，贡献必定更大。
——冯友兰《我的学生生活》
我那时自负要救国救世，建立功业，论胸襟气概似极其不凡，实则在人生思想上，是很浅陋的。对于人生许多较深问题，根本未曾理会到。对于哲人高明一些的思想，不但未加理会，并且拒理会之，盖受先父影响，抱一种狭隘的功利见解，重事功而轻学问。具有实用价值的学问还知注意，若文学，若哲学，则直认为误人骗人的东西而排斥它。对于人格修养的学问，感受《德育鉴》之启发，固然留意，但意念中却认为“要做大事必须存人格修养才行”，竟以人格修养作方法手段罢了。似此偏激无当，浅薄无根的思想，早应当被推翻。无如一般人多半连这点偏激浅薄的思想亦没有。尽管他们不同意我，乃至驳斥我，其力量却不足以动摇我之自信。恰遇郭君，天资绝高，思想超脱，虽年不过十八九，而学问几如老宿。他于老、庄、易经、佛典皆有心得，而最喜欢谭嗣同的“仁学”。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亦足以笼罩我。他的谈话有时嗤笑我，使我茫然如失;有时顺应我要做大事业的心理而诱进我，使我心悦诚服。我崇拜之极，尊之为郭师，课暇就去请教，记录他的谈话订成一巨册，题曰“郭师语录”。一般同学多半讥笑我们，号之为“梁贤人，郭圣人”。
——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
最后展出的是一幅大油画，画着瓦奇伍德的合家欢。他的大女儿是达尔文的妈妈。瓦奇伍德家族不仅有陶瓷专家，而且有科学家和人类学家。听说瓦奇伍德、达尔文、高尔登等等英国十八、十九世纪的知识界名人，大多是亲亲戚戚。他们都是英国士大夫阶级，从瓦奇伍德到赫胥黎四代人，相当于中国的乾嘉时代。中国的乾嘉时代也是我们中国人聪明才智开花的时代，是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盛世。我们乾嘉盛世的士大夫搞些什么呢?他们继承了明末清初大学者，继承了王夫之与顾亭林等人的搞考据、搞版本的传统，最后修成了四库全书。我们那时的学者同他们的学者一样都是封建制度里出来的人物，他们那里出瓦奇伍德、达尔文、赫胥黎等等。他们重实验、重调查、周游世界、知识渊博，形成一股风气。这个风气开了花。我们也有一个风气，书中出书，“万事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香人家”，书，书，书，离不开书，很少到实践里去。我很崇拜的严畿道先生也没有脱离这么个传统，他没有把真正科学的、实践的精神带回来，带回来的是资本主义最上层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当然这也是应当引进的，但只有理论破不了封建制度。
我从这里想开去，想了很多问题：我们知识分子中间，要真正做到眼睛从书里边转出来很不容易，到现在有多少人是转出来了?看见了经典著作就崇拜，觉得引几句别人的结论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样的风气，似乎还没有结束。中英两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个上面有点分道扬镰了。这一分道扬镳，不过两三百年，就出了这么大的差距!
——费孝通《英伦杂感》
父亲从德国回后，我随侍南京，过了六年兄亦归，教我德文，因性不近，数月几无所得。我父叹日：“学外文不成，那就学中国文学吧。日后小成，还可谋得秘书之职以糊口，大成做个名学者。但不要做官!宦海浮沉，一朝天子一朝臣，风险多，一时不慎，还会影响品德。对待人们所提的意见呢?《荀子·修身篇第二》有几句话：‘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即是说：我做错事或说错话，敢于向我提出恰当的意见和批评，这种人是我的老师;我事做对了，话说对了，他肯定我，鼓励我前进，这种人是我的朋友;耸起肩膀，装出笑脸，逢迎恭维我的人，是来陷害我的，必须提高警惕。你们要作为终身的座右铭。”于是我将之写成条幅，悬诸座右以自警，至今仍然如此。
父亲又教导我为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埋头工作，不为名利，是非分明，从善如流，疾恶如仇，毫不退缩。”我永志不忘。
——商承祚《我的大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