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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浊酒喜相逢,五十春秋谈笑中

作者:叶霜红 来源:叶霜红博客 浏览数: 发布时间:2015-10-27 09:55:39

 一杯浊酒喜相逢,五十春秋谈笑中

——下乡50周年知青聚会侧记之一
 
      今年10月17日,是我们上山下乡50周年纪念日。早在去年,就酝酿来一次聚会,纪念这改变我们一生的日子。近几个月来,在揭阳的农友(我们称一起下乡的人为农友)潘大钦、陈群雄、陈海山等人的积极联络、精心组织下,分散在揭阳、广州、深圳、佛山、香港等地的同一批由揭阳奔赴粤北连山国营上草农林垦殖场的农友,相聚于揭阳宾馆,度过令人难忘的两三天。
      我的老家在粤东揭阳榕城,父母亲都是教师,原本有一个和谐欢乐充满文艺气息的小康之家。然而1957年父亲被划为右派,我们家就陷入政治上受歧视遭打击,经济上捉襟见肘、寅支卯粮、生活难以为继的境地。加上当年揭阳受极左思潮影响,是“四清”的试点县,搞划成分,我们家属于“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被打入另册,初中毕业就没有继续读书的希望,更没有招工就业的希望。1965年初中毕业,为了离开令人窒息的政治社会环境,为了能够自食其力减轻母亲的负担,在哥哥姐姐已经在一年前到揭阳地都农村插队的情况下,报名前往上草农林垦殖场。这个农场位于广东西北、与广西、湖南交界的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属于广东省农垦厅主办的国营农场。那个时候中国处于“反帝反修”、预防台湾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时期,出于“备战” 需要,在粤北建立了一批“后方农场”,上草农场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给我们的待遇是每月13块钱的工资和40斤大米的粮食供应。对于食不果腹的我来说,这已经有足够的吸引力。(当时我家有3个大人7个小孩,父亲刚刚“摘帽”但“右派分子”的帽子还“拿在群众手中”,随时都可以在给他戴上,工资也被克扣。全家只靠母亲40多块钱工资维持生活,哥哥姐姐先后一个月插队,也是为了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再加上年少的我还怀抱着某种“雄心大志”,因此知道粤北农场招工的消息,就不顾亲人们的反对,决心离乡背井,远走他乡。但是当时营养不良、发育迟缓的我,初中毕业前体检时身高只有138厘米,体重只有34公斤,十分瘦小孱弱。我不敢自己去报名,让揭阳少年游泳队身体健硕的李季生(他是我姐夫的弟弟)冒名顶替去报名。这样,我就“混”进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队伍。1965年,离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全国掀起大规模“上山下乡”提早了三年,但揭阳等地已经有成批城市青年到农村到山区去。和我同一天离开揭阳到上草农场的一共是103人,其中20人来自揭阳糖厂职工子弟,其余83人都是榕城镇的城镇居民。年龄最大的出生于1838年,当年27岁;年龄最小的出生与1950年,当年15岁。这些人除少数“出身好”的之外,大部分人境遇都与我大同小异。那一年我16岁,我们同一所中学同一届初中毕业的就有10人。这批人中,未满18岁的至少有40人,就这样糊里糊涂当了“童工”。我和另外几个人还是“童音未变”,发育状况和现在10岁儿童相差无几。
       我们这103人,挤在两辆大客车中,从进贤门出发,三天后的晚上到达一千多里外的粤北 “鸡鸣闻三省”的偏僻山区,开始了农民的生活。我们分为两个“连队”:山鹰连和雄鹰连。我在雄鹰连,一批来自潮阳县的知青本是到另一个“后方农场”上帅农场的,因故也迁到上草农场,和我们一起组成雄鹰连,共约80人。山鹰连宿舍在黄石冲,位于公路边,交通较为方便;雄鹰连则在深山大眼村以北三里地的山溪边用石头和泥巴垒起来的简陋房舍,要走十几里山路才到场部,生活条件更为艰难。
     很快,文化大革命爆发,我们中一些人也曾组织红卫兵,到省农垦厅“造反”,一段时间农田也荒废了。1968年,城市的党政机关、大学、科研机构等都在山区农村办起“五七干校”,中南局(中共中央中南局1960年12月在广州成立,主管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中南六省”,陶铸任中南局第一书记。文革后期撤销建制)“五七干校”在上草建立,一批干部到来,包括王匡、吴南生等。1969年,上草农场撤销撤销,我们一百多号知青并入中南局五七干校,分为一连和三连,由中南局五七干校派来连长和指导员。但到了1971年2月,我们又从五七干校分离出来,全部知青迁到四会县大旺农场。
     大旺农场位于珠三角顶端,珠江的主要支流北江、绥江交汇处,离珠江最大河流西江与北江交汇处也不远,原来是一片冲积平原,是广东省唯一一片血吸虫疫区。这里曾经是一个劳改场。1958年,由省农垦局办起大旺农场,是广东省“四大农场”之一,从汕头等地招来一批城镇青年(也属于“知青”)当“场员”。之后,陆续有来自广州、佛山、江门等地的知青到来,而粤北的几个“后方农场”的知青以及连南劳动大学的学生(实际上也是上山下乡的知青)也归并到大旺农场来。成立大旺农场的一个目的是消灭血吸虫,但1968年之前大旺的北江、绥江堤坝经常溃决,血吸虫疫情严重。直到1968年以后,巩固了堤坝,防止了决堤,血吸虫才逐步被消灭。我在大旺农场当了7年多“赤脚医生”,参与了防治和消灭血吸虫的相关工作。
     文革后,1977年,高校恢复通过统考招生,我有幸成为77级学生(我们这批知青,我是唯一一个参加高考并被录取的)。后来知青回城,有的人通过其他渠道,到了广州佛山香港等地工作并定居。最近几年,也有一些是因为子女到大城市工作而随子女到大城市生活的。故友星散,难得相聚。
     五十年弹指就过去了。这次聚会,是众望所归。参加聚会的有60余人,盛况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我们从揭阳出发到上草的一共是103人,至今已有22人去世,比例将近四分之一。这次没有来参加聚会的,其中有四五人已是坐在轮椅上生活不能自理,还有少数是因带孙子不能离开等原因没能到来。
     五十年风风雨雨,各种痛苦,各种磨难,以及恩恩怨怨,在相逢握手那一刻已经如过眼云烟。正是:
     一杯浊酒喜相逢,五十春秋谈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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