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什么这个时代没有大师？在上个世纪的黄金时代，为什么江南小镇培育了一个个大师？5月9日下午，《中国人的自觉：费孝通传》的作者李昇明围绕这些话题，和读者共同探讨费孝通。
费孝通
对于大师，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定义，但有一点无可争议——大师都是有精神高地和道德高地的人。5月9日下午两点到四点，在单向空间书店的大悦城店举办了主题为“大师之风”的文化沙龙，所谈论的大师就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在国内却非常低调的费孝通。《中国人的自觉：费孝通传》的作者李昇明围绕大师费孝通，和读者共同探讨“为什么这个时代没有大师”，以及“在上个世纪的黄金时代，为什么江南小镇培育了一个个大师”。
时代背景：先讲“面子”后讲“里子”的江南文化
江南是一片文化的沃土以及文人聚居的地方，而费孝通就是在江南小镇中长大的。李昇明提到，过去江南的空气中飘着很浓郁的文化味道，老百姓对学问高的人非常尊敬，上个世纪很多大师都是从江南小镇中走出来的。
费孝通长大的这片土地上实行的是精英教育。民国时期的大学如清华、北大和燕大，里边的学生差不多一半来自江南，还有差不多一半来自近代化比较早的广东，其他地方的大概不到10%。
在过去科举制度下，江南地区是很讲面子的地方，即“先讲面子，后讲里子”。中举不仅仅是个人的前途，而是一个家族的前途。李昇明认为费孝通的大师之路与家族的“面子”和“里子”关系密切。费孝通的家族亲戚中出过一个举人和一个状元。费孝通长大的小镇，进士加起来约100个，秀才约300个，在一个小镇产生这么多文人和科考才子在全国十分少见。这些都为费孝通成才奠定了家族基础。
那个时代的家族与现在的家族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族只是一个家庭大小的意思，过去对于家族的概念是很强的。李昇明用字形作为切入点，讲解近代之前“家族”的意义，“将‘族’字进行拆分，左边的‘方’是一方土地，右边是弓箭的箭，弓箭射出到达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势力范围，是领地的概念，这片土地就是我们家族的，我们要用自己的劳动或者是军事力量去捍卫它。”关于家族对家庭的意义，李昇明做了这样的比喻，“家族是分母，夫妻是分子，传统社会中是分母很大，分子很小，分母相对更活跃，夫妻之间吵吵闹闹也没什么大事，因为分母太大了两个家族的利益关系远大于个体的利益。今天恰恰相反，分子很大，分母很小，所以婚姻不稳定。”
家庭背景：父母对教育的重视产生关键影响
费孝通的父亲和母亲皆是受过中式和西式两种教育的文人：父亲费璞安家道中落后奋力读书恰逢科考废止，从而成为了第一批由政府举荐赴日留学的人；母亲杨纫兰则从小接受父亲的国学熏陶，后又在西式学堂接受西方教育，家庭氛围对费孝通的一生有着深远影响。
李昇明认为在费孝通的家庭中，费母的影响是甚于父亲的。费母极为重视家庭教育，李昇明提到，“费家对家庭教育下得最重的本，是‘教育优先’，他们家里的所有支出，只要是教育的都是先满足的。”为了靠近好的学校，费家曾两度搬家，“‘孟母三迁’是为了择邻，费母则是为了靠近新学（学堂的意思）。第一迁是搬家到县城，第二迁是从县城搬到苏州。”杨家信仰基督教，基督教里讲的是爱的教育，因此费母对小儿子费孝通十分宠爱。费孝通从小脾气古怪，常常受人欺负，为此费母曾将费孝通送入振华女校读书。在这所出了许多著名女性的学校里，费孝通还遇到了他的第一个恋人——杨绛，后来杨绛对费孝通文学道路的选择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费孝通的父母对教育的重视使得整个家庭的航向通向了一条新科考之路。五个兄弟姐妹中两个读了清华，三个曾留洋海外，这样一个家庭哪怕放在今天都是极为优秀的。对比费孝通的家庭教育，李昇明表达出对当下中国教育的忧虑，“我们享受现在的生活，是因为每个家庭都在培育出合格的人填充到社会里面去。你享受服务的同时，也应该培养自己的孩子服务社会。”李昇明认为，许多生活在城市的人，并未被教育成城市人而仍是乡土人，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满足自己的本能却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中国今天的一切是“文明自觉”形成的，而非“文化自觉”。要改变这种不同步的状况，想办法让“自觉”下沉到家庭中是至关重要的。
个人经历：由学医关注个体到解剖社会问题
费孝通曾经在振华女校就读，之后转到另一所中学，在那里他给杨绛写过情书。杨绛送给他“想法太多，读书太少”八个字。当时费孝通就读的是医学专业，同时他是一个校刊的负责人，当时杨绛也是一个活跃分子，这些青年都充满文学梦。杨绛是个宁愿不吃饭也不能一个星期不读书的人。李昇明说，“杨绛没有选择费先生可能就是因为费先生的专业是医学而不是文学方面的。”真正促使费孝通转向写作之路是在东吴大学，当时学潮发生之后费孝通受到了处分，学校不让他在东吴大学了。但是学校给了他一封保护信，介绍他去其他大学。到北京后他并没有选择跟自己专业相关的北平协和医学院，而是转身去敲开了燕京大学红色的大门，并在那里学习文科和社会学科。李昇明猜测，“费孝通是暗下决心要让杨绛知道她不选择自己是一个错误”。
之后费孝通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主修人类学和社会学，追随的导师是马林诺夫斯基（文化功能论的学派领袖）。费孝通的博士毕业论文是《江村经济》，研究中国的乡村社会。费孝通研究方向是根的问题，探讨我们如何由农耕社会转向工业化。当时农民种地是为了解决饥饿的问题，手工业和商业等就是为了解决钱的问题。当时的中国现状是饥饿和落后的。费孝通没有从政治等去分析，而是从经济关系方面着手。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最终发展为具有中国农村共性问题的苏南模式。李昇明认为，“真正的大师是为苍生做学问，而并非为某个团体做学问。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一个打通古今的思想指南。”
费孝通也关注农民问题。李昇明认为，“个体农民是微不足道的，整个中国的农民则是巨大的力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几亿农民集中起来的力量是可以改变任何事情的，中国的近代化之路的研究也是不能忽视农民的力量的。”同时，李昇明还讲，“为什么由社会学的人来讨论社会问题，因为这些是无法从历史书中看到的，学国学的和历史学的是没有办法直接看到和了解这种真实的。
如今大学已少见大师 现代人正逐渐丧失思考能力
李昇明说，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就是一本了解社会生命的著作。“费先生认为自己做的是村子五脏六腑的解剖，把村子看成一种生命的运作体系”，李昇明打了个比方来评价这本书，“我们都熟悉自己的身体，但我们能说了解自己的身体吗？非常有限。但是一个医生写人的身体，那可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知道里面所有的‘是什么’和‘为什么’，而我们自己却是不知道的，我们只是对皮毛的了解。”
费孝通时代的中国是一个贫穷的中国，费孝通并没有从政治或者经济的方面去描述中国，而是从一种社会学和生产关系方面去看。费孝通的父母都曾受到传统的精英教育，其外公也隶属于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作为一个从旧时代士大夫精神体系成长起来的人，费孝通抱着找到中国近代化道路的执念，“把中国人民送到工业社会的彼岸”是他心中最重要的使命。李昇明说，“费先生是完成了这个使命的人，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受益者。”
费孝通1990年在东京提出的“三美一同”，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认为文明是有先进落后之分，文化却没有优劣之分，各种文化之间应该互相包容和理解才能达到和谐的状态。李昇明说，这个思想如果放在美国和欧洲那些国家，应该会被炒得很热，而在中国，这个思想如今才被慢慢的接受和应用。除此之外，李昇明还提到1982年费孝通走访新疆时说过的一段话，“我们是一个巴掌里面的五个手指，我小时候也有五个兄弟姐妹，我是最小的，要和他们打架我是很吃亏的，但我要向他们学习，他们会给我许多帮助。”这句话意义深远，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情怀，又表现出文化上的包容。
李昇明最后说道，如今无论进入哪所大学，都闻不出大师的味道。大师的逻辑思维能力非常强，而现代人却正在丧失思考的能力。李昇明之所以被费孝通所吸引，也是想从他的人生经历中去了解大师，但是越了解越发现，费孝通的高度是常人很难甚至可以说是无法达到的。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大师？李昇明说，这个问题将来也许会有答案，但是现在的我没有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