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享誉世界的一代伟人，国内外研究介绍邓小平的各类著作，已有数十种之多。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有《我的父亲邓小平》（邓榕著）、《邓小平传》（英国外交官理查德.伊文斯著）、《邓小平时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著）等。这类著作或偏重反映邓小平的雄才大略和爱国情怀，或侧重展现邓小平的改革勇气和巨大贡献，但都没有把邓小平作为战略家来研究和展现。李洪峰的新著《战略家邓小平》（新华出版社，2014年7月第一版），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集中研究和展现邓小平作为战略家的视野、胸怀、智慧、气魄和韬略，内涵丰富，寓意深远。读之，有豁然开朗之感。
一、 从新的思想高度走近邓小平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一般意义上应既是杰出的政治家，又是具有战略眼光和战略思维的战略家。对此，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与记者的答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李光耀被誉为“战略家中的战略家”，记者在给他提问题时几乎都是从战略角度切入：您最基本的战略原则是什么？您对于战略思维与决策的态度是什么？历史应该在战略思维与决策中扮演什么角色？对于这些问题，李光耀也从一个战略家的思想理论高度，逐一给予解答（参见《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这一例证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应怎样研究邓小平？是仅仅评价和赞扬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丰功伟绩和历史地位，还是应同时深入揭示邓小平作为战略家的战略思想、战略决策和战略指导，并使之成为邓小平留给党和国家的思想精神遗产，显然后者更为重要，更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战略家邓小平》开创了把邓小平作为战略家来研究的先例，从一个新的思想高度走近邓小平，其特色和意义不在于选择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而在于抓住了领袖人物政治素质的根本，提出了一个历史已经回答、现实仍需思考和探索的治国安邦的重大问题。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为了让读者读懂《红楼梦》，特地写了一首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希望读者通过这首诗，能不受《红楼梦》表面的爱情故事所影响，看到故事后面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战略家邓小平》的作者李洪峰，既是学者又是书法家，它写了“一部国家之书”这六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作为《战略家邓小平》的腰封。显然，作者并不是为了给出版社做图书销售广告，而是通过这六个大字告诉读者，这不是一本普通的政治读物，而是一本关系到治国方略、国家战略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重要著作，“是一部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的郑重扎实之作”，它“力求准确鲜明地把握和体现邓小平实践与理论的实质和精髓，以期对党和国家正在做的事情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二、 治国安邦的政治大势与一代伟人的战略思维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十年内乱后的中国，经济濒于崩溃，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向何处去，是摆在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严峻而又现实的问题。这对于复出后重登领导岗位的邓小平来说，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正如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中所阐述的:“邓小平面对的是一项苛刻的史无前例的任务：当时还没有哪个共产党国家成功完成了经济体制改革，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更不用说这个有着十亿人口、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但是，邓小平通过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成功地将中国引上了摆脱贫困、走向富强的道路，书写了新中国发展史上的新篇章。那么，邓小平是如何做到的呢？《战略家邓小平》从战略起点、战略情怀、战略思想、战略决策、战略指导等不同层面，全面展现了邓小平力挽狂澜的战略思维和经天纬地的战略气魄，从领导人的战略思想和治国安邦的战略决策这个全新视角，揭示了邓小平开创一个新时代的思想情怀和政治智慧，既符合历史，又别开生面。
战略起点是战略家战略思维的首要环节，也是战略决策的基本前提。邓小平“一出来工作，就表现出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面对当时百废待兴、百端待举的复杂情况，他在千头万绪中首先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环节”，把重新确立和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开创新时期的战略起点。为此，他明确表态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提法，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大力倡导解放思想，要求“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不能孤立地摘用毛泽东的话”，斩钉截铁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充分展现出邓小平作为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实践证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抓住了思想路线问题，就抓住了拨乱反正的关键，就抓住了凝聚党心、军心、民心的根本，牵一发而动全身。实践证明，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开启了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整个拨乱反正的先导，也成为整个改革开放的先导”
战略思想与战略决策互为关联，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邓小平的战略思想凝聚成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内涵，表现为邓小平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例如，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邓小平明确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不以新的思想、观念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如何认识和分析中国国情的问题上，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如何看待市场经济问题上，邓小平深刻而又简明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党的领导问题上，邓小平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西方的多党制不适合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情。”在国际大局问题上，邓小平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战略判断。总之，邓小平在我国拨乱反正时期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站得高，看得远，充分体现出一个战略家经天纬地的战略思想。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列举。
邓小平的战略决策是其战略思想的落实和体现，集中表现为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例如，恢复高考制度，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创办经济特区，平反冤假错案，推行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百万大裁军，提出“一国两制”方针，确定“三步走”发展战略，等等。这一系列重大决策，全方位地体现了邓小平拨乱反正的战略思维，开创了一个新时期，走出了一条新道路，使经过十年动乱的中国，摆脱了危机，焕发了活力，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三、 尊重历史，着眼现实，开创未来
一个国家， 一个执政党， 如何看待历史， 如何客观全面地评价历史伟人的功过是非， 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既要有尊重历史的科学态度，又要有着眼现实的战略思考。政治舞台上三起三落的邓小平， 在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 以一个战略家的战略情怀和政治胆识， 果断决定并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在历史的重要关头，为切实稳妥地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方向前进”这一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指明了方向，树立了表率。
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邓小平曾经九次集中讲了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其他各种不同场合，先后共讲了60多次。邓小平明确指出：“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坚决地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安定团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影响问题。”“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了整个这一段历史。”如今重温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我们可清晰地感受到战略家邓小平政治视野的高远和政治立场的坚定，感受到一代伟人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
邓小平尊重历史、着眼现实的战略情怀和战略思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习近平同志在谈及全面深化改革时明确指出：“‘治大国若烹小鲜。’我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总书记的这些论述，创造性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邓小平治国安邦的战略思想，指引着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发展进程。
